盡管事態并未完全明朗，但幾乎可以確認，德國最新的5G監管法案將不會有“不允許中國企業進入”的限制性條款。這也受到了國內外媒體的關注。

德國綠燈悄悄打開

早在10月14日，德國聯邦政府發言人塞伯特在新聞發布會上被問到“是否會在監管法案中排除華為及中興通訊”時，就毫不含糊地回答，“不會對任何企業或個人提出‘先發制人的準入限制’”。

所謂“5G監管法規”，即德國聯邦信息安全局（BSI）和德國聯邦網絡局（BNetzA）就5G網絡建設、管理和運營制訂的一系列安全準則與規范。

盡管正式版本并未如有些傳聞說的“在10月中旬公之于眾”，但方方面面的消息已證實，華為、中興通訊或任何國家的任何企業，都不會被指名道姓地“預防性禁入”。

“馬歇爾們”的失望

10月21日的《外交政策》雜志刊出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項目高級研究員奧爾戴爾的文章，文章使用了《德國選擇中國而非西方》這樣情緒化的標題。

正文內則充斥著對德國這番決定“不果斷、不勇敢”的斥責，并對其“辜負了各方為遏制中國公司影響所作的艱苦努力”表示失望。

他將責任歸咎于“總理默克爾充滿銅臭味的綏靖”、“德國電信商的短視”。他斥責默克爾“將眼前經濟利益考量置于長期戰略、安全和經濟利益，以及歐洲利益之上”。而“德國電信監管機構都在伯恩而非柏林，因此‘高瞻遠矚的議員們’鞭長莫及”，也被這位“德國馬歇爾”一本正經地列入了論據。

然而，“德國馬歇爾”顯然忽略了不爭的事實：此次德國政府的決定，在德國內部事實上并未引起如他所說的“激烈爭議”，這和去年或更早的情況大相徑庭。

文中說的“英國的拒絕”也并不是事實，英國僅僅是推遲了決定期限。

所謂“歐盟一致對華防火墻”近年來一直有人在提，但10月3日的最新一次歐盟相關會議和以往一樣，在這一問題上未達成任何共識。而華為的5G系統、技術，在歐洲各國仍大有市場。

兼具歐美背景的“德國馬歇爾”們不會不懂這些，正如奧爾戴爾原文中所承認的，他們原本希望德國能挺身而出，帶頭扮演“阻擊華為5G等中國危險品牌”的中流砥柱。

10月12日，新鳳鳴集團的車間內，工業自動機器人正在運送物料。新京報記者 吳江 攝

很顯然，他們又一次未達到目的，“德國帶頭、全歐跟進”阻擊華為5G在歐洲“準入”的最新一輪鼓噪，始于9月中旬，才一個月出頭就歸于沉寂。

德國當然希望和需要加強5G系統的安全性，制訂新的管理規則，也是希望在規則中增設一道可靠的“安全墻”。但這道“安全墻”只能針對所有相關企業、品牌和個人，而不是針對特定品牌。

一方面，普通德國人恐怕很難理解，華為5G系統對“歐洲利益”的威脅，怎么就會甚于美國針對德國總理府的監聽，或特朗普針對德國汽車出口的言行。

另一方面，“對事不對人”、“一切遵循市場調節規律”，原本就是歐美戰后主流政治-經濟理論的基礎價值觀。

事實上，默克爾是個經驗豐富的現實主義者，在華為等中國企業頭頂上放置一塊加以限制的“透明玻璃天花板”，似乎也是更“機巧”的選擇。

問題是，她并沒有什么好的備選項。

解決方案在哪里

如果說，在4G領域華為僅僅是“強手之一”——2017年歐洲移動通訊市場份額中，華為占31%，愛立信29%，諾基亞21%，那在5G領域，華為已是一馬當先，諾基亞、愛立信和三星已瞠乎其后，高通、英特爾和NTT DOCOMO更是力不從心。

2018年曾有歐洲運營商表示，如果歐洲各國追隨美國、澳大利亞做法，對華為實行“指名禁入”，那依華為自身說法“5G技術至少領先對手12-18個月”的巨大落差，會人為推遲這些國家步入5G時代的時間節點。

而這在信息時代，可能意味著更具戰略性、更無法挽回的損失。

對此“德國馬歇爾”們也心知肚明，但他們拿出的是“寧要西方草，不要中國苗”的邏輯。

指名封殺華為的熱心推動者、美國參議員沃納，倒是提出了個看上去頗具吸引力的“養苗計劃”：建立“五眼財團”，集美、澳、加、新、英五國之力，共同開發一個“在技術和市場上堪與華為媲美的、由符合我們價值觀生產商提供的5G系統架構產品”。

問題是，“種苗”需要時間，更需要合作各方的互相信任。5G領域，在一馬當先的華為之后，公認的“第二集團”是愛立信、諾基亞和三星。“五眼”們真的能揠苗助長嗎？這些企業確定不會有后顧之憂？

解決方案倒是有現成的：不久前，某5G領域實力、技術、市場和資金能力都很強的企業掌舵者曾認真地提出，他們愿意“倒貼”技術、資金和市場，幫助歐美國家打造堪與華為在5G領域競爭的品牌。

問題在于，這個最現實的方案提出者，名叫任正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