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又是華為。這家廣受中國人民心疼的企業，到底還是迎來了屬于它的“黑色九月”——受到美方的禁令的影響，9月14日起，臺積電將無法為華為提供最先進的7nm制程芯片。

除此之外，另一輪風暴的烏云也出現在了地平線上。

顯示面板行業內的著名分析師Ross Young發推特表示：華為的LCD和OLED供應鏈也會出問題，因為給華為提供屏幕的京東方在生產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使用了大量的美國技術，理論上也是有可能受到美國禁令影響的。

京東方，不是京東，也不是新東方。是一家以生產顯示面板為主營業務的中國企業，創業于北京，現在在合肥、武漢等地都有工廠，為手機、電腦、電視等多個領域的客戶提供液晶顯示屏（LCD）和OLED屏幕。2016年，京東方和同行華星光電一起將中國送上全球第二大液晶顯示屏生產國的寶座。

對于斷供華為，京東方否認了這種可能性，并且表示“我們和華為的合作很順暢，沒有聽說關于斷供的事情，我們會根據華為的政策策略相應地提供服務。另外，京東方還表示，我們與華為的合作都是在按計劃進行，無論量產交付還是新品開發。”

京東方的表態，出奇地旗幟鮮明。

不過，目前中美之間的貿易緊張關系還是看不到任何緩和的跡象。盡管京東方對外釋放了非常積極的信號，但如果美國政府“故伎重施”，將禁令用在了京東方身上，那么對于華為、對于京東方，都會產生巨大的麻煩。

京東方為什么也會被美國影響？

純正的中國企業“京東方”為什么也可能受到美國禁令的影響？

美國能這么做的原因，是因為美國具有“長臂管轄權”，簡單來說就是：只要一個人和美國某地的法院產生了“最低限度聯系”，那么美國的這個法院就有權力進行法律管轄。

什么叫“最低限度聯系”，比如你在這個法院的轄區內有房子、有公司、有銀行賬戶，或者你在此處什么都沒有，但這個地區有人起訴你違背公平競爭原則，都算是“最低限度聯系”。

放到京東方和華為的事情里來說，美國已經明確規定“任何使用美國技術的半導體企業都不得給華為提供商品或服務”——只要這家半導體企業用了美國的技術，哪怕只是設備上的一顆螺絲釘，也算是和美國有了聯系——聯邦法院也好，商務部也好，總而言之，山姆大叔的執法大隊就要來了。

美國怎么規定“長臂管轄”并不可怕，美國有執行“長臂管轄”的實力才可怕。而為什么美國有這個實力，就是另外一個長長的故事了。

然而，很不巧的是，在半導體為代表的高科技領域。幾乎處處都有美國人的痕跡。

這次京東方和華為斷供風波的關鍵，就在于“屏幕驅動芯片”。

這是一種我國自給率不足5%的芯片，主要的生產商是韓國的三星以及臺灣地區的臺積電。

以前我們提到的芯片，指的是CPU，也就是中央處理器芯片。它是一臺手機的大腦，如果CPU不行，手機的處理任務就會很慢，就像是一個學渣在做數學題——明明很努力了，但就是搞不出來。

“屏幕驅動芯片”，則是一臺手機的中樞神經。目前，用戶和手機之間的交互都是通過觸摸屏幕來進行完成的。如果屏幕驅動芯片不行，手機處理任務可能很快，但執行任務就會非常遲鈍。

可以說，屏幕驅動芯片是用戶和手機之間的翻譯，手機要用戶做什么，用戶要手機做什么，都靠它來進行表達。

去年，為了從臺積電和三星那里購買這種芯片，京東方花了60億。即便如此，即便這種芯片是三星和臺積電的產品，但其中仍然包含了許許多多的美國技術。

掏錢的雖然是京東方，但最終的去向是華為，還是違反了美國的禁令。

不談半導體，就算是在京東方自己本職的顯示面板制造領域上，美國技術的比例也不低。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生產液晶顯示屏的過程中需要用到一種叫做“等離子體增強化學氣相沉積設備”的東西。一臺這樣的設備，價值一億人民幣。這個市場的壟斷者，是美國的應用材料公司。

幾十年的全球化進程中，幾乎所有的高科技企業都習慣了“各司其職、國際分工”的商業模式。在以往的“幸福時光”里，美國人掌握A技術，日本人掌握B技術，我們掌握C技術，最后大家可以集合起來做成一款產品，這叫優化資源配置。

但在逆全球化、貿易戰和科技戰重壓之下的今天，只有C技術是不夠的。你沒有掌握AB技術，你就要被人卡脖子，曾經的“各司其職”成了“致命短板”。所以，你還必須付出格外多的成本和努力來獲取A和B技術。

面對困難，中國企業應該怎么辦？

現在，面對這樣的困局，中國人面前有兩種打法.

第一種叫“借力打力”，利用市場的固有格局來破局，考驗的是國際市場上各方玩家的人性。

第二種叫“暴力破解”，獨立建設完整的高科技產業鏈，考驗的是中國人民的意志和決心。

第二種打法非常硬核，非常具有理工男的鋼鐵浪漫。但我思前想后，還是更喜歡第一種打法。

因為這背后是兩種價值觀的抉擇。

如果我們選擇“逆全球化”的價值觀，也就是不再信奉國際合作與分工，不再相信過去的幸福時光，像美國人一樣什么東西都要America first。那么，我們只能選擇“暴力破解”——像當年搞原子彈一樣，勒緊褲腰帶，傾全國之力來建設一條完整的科技產業鏈。

如果我們選擇“全球化”的價值觀，繼續相信“全球化”的價值。那么就要相信國際市場上其他的玩家，相信“看不見的手”的威力，相信“合作”、“共贏”這樣的美好詞匯和過去三十年里我們所取得的成功。

我們必須承認一個基本事實：中國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這臺引擎如果工作不良，整個機器的運轉也必然會受到影響。

從宏觀來看，中國高科技企業目前處于產業鏈的下游，而美國企業則處于上游。中國的高科技企業是美國企業的主要客戶。除了采購外國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中國也是外國高科技企業欽定的優質生產基地。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企業是“給錢的手”，美國企業是“拿錢的手”，而給錢的手，永遠高于拿錢的手。中國企業拿不到美國技術，還可以用日本、韓國的。美國企業拿不到中國訂單，又要去哪里找替代呢？

以英特爾為例，作為半導體行業的老大哥，英特爾550億美元的實體資產（設備、廠房）之中，有35%在美國境外，其中80億在以色列，40億在愛爾蘭，50億在中國。

自從美國開始對華為進行打擊，英特爾從以色列和愛爾蘭分公司發往華為的產品就變多了。中國也是英特爾最大的市場，720億美元的收入里，中國市場就貢獻了200億。

美國的阿諾德半導體是另外一個例子。阿諾德是華為基站芯片的提供商，現在生產基地遍布世界，菲律賓、愛爾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有基地。在貿易戰初期，這種布局讓阿諾德一度仍然可以用非美國的工廠來給華為供貨。

即便是制裁力度大大升級的今天，事情也往往充滿了微妙。

美國對華為的制裁，使得臺積電喪失了15%的營收。臺積電反手就在亞利桑那投了120億美元的芯片廠，這種迷之操作把《經濟學人》的編輯們都嚇懵了, 紛紛高呼：這就是“以德報怨”么?

但更合理的解釋是：修建亞利桑那的新工廠是為了給老工廠挪出新的空間，好讓他們在臺灣島的工廠里能夠有地方安裝不含美國技術的全新生產線。無獨有偶，今年5月18日，三星在陜西西安建設了新的芯片工廠，未來還會在芯片領域投入1150億美元，表明了三星絕不會在未來放棄中國廣大的市場。

美國的各種出口限制，帶來的結果卻是主流芯片生產企業集體開始“去美國化”。

最搞笑的是，很多半導體生產設備企業現在居然都把“不受美國出口管制”當成了營銷賣點了，這簡直等于把“中國特供產品”寫在了腦門上。

面對此情此景，有的美國企業已經開始動了“轉移專利”的念頭，他們的思路非常簡單：美國出口限制只能管美國的技術，我們只要把技術專利轉移出美國，就不會再受到美國出口管制的影響了。

所以，站在2020年9月這個時間節點上，我還是堅信“全球化”的價值觀取得最終勝利，現在的困難不會長久。

國產替代之路，要防止極端

華為和京東方，兩個企業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都從全球化的趨勢中吸收了外國的先進技術，

也都從全球化的市場中賺了個盆滿缽滿，

也都曾經吃了缺少核心技術的虧，

都被人卡過脖子，花過冤枉錢。

現在的困難對中國企業最大的教訓，可能就是刷新了對“國產替代”的認識。

之前我們不重視“國產替代”，結果被人卡了脖子。但如果事情走向反方向，如果我們追求了完全的國產替代，“半導體產業鏈上，一切的設備，一切的材料，一切的人員都是中國的”，情況又會如何呢？

情況一定慘不忍睹。

歷史上，想要追求技術本土化的嘗試很多。但這些努力卻總還是以失敗告終。在兩大陣營你死我活的冷戰時期，美國、蘇聯都曾經做了“技術本土化”的嘗試，但都最終得不償失。因為“技術本土化”一旦走向極端就是“脫離全球化”。

而脫離全球化，就是自絕于世界的文雅說法。

極端的“脫離全球化”，表現形式就是“實現技術價值鏈上所有環節的本土化”。但經驗表明，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可以完全實現尖端技術的自給自足。

1979年，美國國防部搞了一個名為“超高速集成電路”的項目，在這個項目中，美國政府希望每一個零件都能找到至少一個美國本土的供貨商。結果，項目預算從2億變成了10億，生產流程也過于復雜，項目半途而廢。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起了曾經讓蘇聯燒了無數錢的“星球大戰計劃”——為了取得太空軍備競賽的勝利，蘇聯人傾盡全力發展導彈和航天技術。但萬萬沒想到的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做的投入，反而掏空了蘇聯的家底，削弱了蘇聯的綜合國力。

在半導體行業，如果我們希望實現技術價值鏈上所有的環節本土化，那勢必就要投入天文數字一般的成本。如果是這樣，我們等于要把蘇聯人犯過的錯誤再來一遍。

對中國企業來說，國產替代是必然的，但具體的替代路線卻值得仔細研究。靠并購、合資來獲取技術也好，靠技術突破彎道超車也罷，都是不錯的發展路線。

在整個半導體行業的價值鏈上，設計、制造、封測，三個環節里最大價值的就是代工，而這也是我們的短板所在。華為之所以被卡脖子，是因為我們再芯片制造（晶圓代工）這一塊太弱了，在價值鏈上，我們還沒有融入核心圈子。我們做國產替代，就是要讓自己在核心的圈子里有一個位置，讓那個領域里有自己人。

就像是在一家公司里，當一個員工剛剛加入卻還沒有融入核心圈子，他要做的應該是提高自己的能力，闖出一片天地，而不是自己成立另一家公司。

全價值鏈各個環節都實現國產替代恐怕是不現實的。就算是華為的“備胎計劃”，也只是備胎——在能吃全球化紅利的情況下，絕不可輕易動用備胎的力量。

尾聲：華為和京東方的合作展望

目前可以確定的是，京東方不會斷供華為，至少京東方決策層主觀上是認為不會斷供華為的。這其實傳遞出了很重要的兩點信息：第一，華為很有可能還會繼續推出新的產品；第二，京東方和華為在彼此未來的策略之中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對華為來說，這是一個轉型的機會。臺積電的斷供已經臨近，短期之內，基本都不用考慮下一代芯片的事情。海思團隊需要一個新的領域來釋放自己的能量。

對京東方來說，這是一個突破壟斷的好機會。屏幕驅動芯片的制程工藝要求比較低，目前國內的技術水平完全可以生產。利用海思的芯片研發力量，或許很快就能實現自給自足，至少不需要每年再花60億元向三星和臺積電采購了。

在外部情況平穩的情況下，一國在一個領域上實現技術超越所需要的時間平均為15年。如果現在的世界仍然是那個“全球化”潮流的世界，也許幾年之后，我們就能迎來一輪國產科技的爆發。

但現在，我們恐怕又要多等幾年了。

好飯不怕晚，良緣不怕遲。

成功需要好的伙伴，對京東方和華為來說，恰如其分。巨大的成功需要強大的對手，對京東方和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來說，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