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樂觀情緒通常和美國加州的陽光一樣耀眼。但是，當我今年參觀硅谷時，卻被一個科技億萬富翁異常悲觀的擔憂觸動了：“分化的人類”的風險。

今年夏天在海灘讀過比爾?蓋茨(Bill Gates)大力推薦的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事實真相》(Factfulness)的人都會相信，過去幾十年人類一直在趨同。據羅斯林表示，發展中國家正在迅速趕上發達國家，以至于繼續使用這種二元術語毫無意義。在大多數衡量標準上，人類正一致趨向于更長壽、更健康、更安全、更富足的生活。

伴隨著更好的治理，技術在這個“人類進步的秘密無聲奇跡”中扮演了主角。電力、抗生素藥物、洗衣機、集裝箱和互聯網等各種發明促成了這種偉大的趨同。我們應該傾聽這位已故瑞典作家列舉的美好理由，忽略大多數有關災難的新聞頭條，關注根本層面的數據。趨勢是我們的朋友。

但是，令硅谷某些人士感到揪心的擔憂是，最新的技術進步，如合成生物學、人工智能和普適運算(pervasive computing)，可能顛覆這個圓滿的故事，導致全球分化。科技行業的很多人似乎確信，人工智能帶來的自動化消除多數工作崗位只是時間問題。在工業革命期間。我們對“肌肉”進行了自動化，在當今的認知革命期間，我們正在對大腦進行自動化，這可能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沖擊波。

這種思路有助于解釋“全民基本收入”這一“萬能藥”解決方案的吸引力，該方案將讓我們準備好迎接大多數公民在經濟上毫無價值的時代。一些科技大亨想在新西蘭購買豪華的藏身地，或者建造逃往火星的逃生艙，其背后似乎也隱藏著對社會崩潰的擔憂。

顯然，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最懂科技的一些人似乎是最為“敵托邦”(dystopia)的人。同樣，我們應該抵制技術決定論，這種論調往往既受到科學現實的塑造，也受到科幻小說的影響。

不同社會采用和使用技術的方式存在天壤之別。只需要比較一下朝鮮和韓國的差異。一個可以說是地球上網絡最封閉的國家，另一個是聯網最發達的國家，盡管他們都說同一種語言、生活在同一個半島上。

在最近的一次技術會議上，我就人類分化一事問了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他的智庫對這類議題感興趣。這位前英國首相表示，只有當政策制定者未能對技術顛覆做出充分應對時，這種情況才會發生，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他的觀點是，很多政府還沒有完全理解技術的影響，因為他們往往受到的影響最小。如果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1945年至1951年擔任英國首相——譯者注）回到當今的倫敦，他會對普通公民使用的技術感到震驚。但他在白廳（Whitehall，英國政府內閣所在地——譯者注）應該會覺得很自在，因為白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像上世紀40年代他擔任首相時一樣運作。“科技對政治的顛覆不足。”布萊爾稱，“它真的應該改變政府。”

布萊爾傾向的解決方案是在科技公司與政策制定者之間進行結構性的對話，摸索出如何最好地進行互動。這種對話必須納入發展中國家，他們吃虧的風險最大。布萊爾稱，“如果科技界人士不與政策制定者好好對話，那么這種（人類分化的）局面可能會出現。”

試圖組織此類對話的其中一個機構是“繁榮之路”(Pathways to Prosperity)——由慈善家梅林達?蓋茨(Melinda Gates)、印尼財長斯莉?穆爾雅妮?英德拉瓦蒂(Sri Mulyani Indrawati)和泛非經濟集團(pan-African Econet Group)的創始人斯特拉夫?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共同擔任主席的關于技術和包容性發展的委員會。該委員會正在把技術專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專業知識匯聚在一起，“把技術變革的潛在風險轉化為包容性發展的機會”。

該委員會的學術主任斯特凡?德肯(Stefan Dercon)稱：“未來10年會有大量監管改革。我們希望確保發展中國家擁有發言權。”

我們時代最大的挑戰之一將是確保最強大的技術既服務于私營部門的利潤，也服務于公共利益。我們只是處于這場斗爭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