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之前，也就是10月8日，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一份報告震動兩國業界。

　　經過針對中國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中興為時一年多的調查，這份52頁的報告認定兩家企業存在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還提出諸多具體指控，包括指責華為行賄和違反美國移民法，認為華為未能披露它和中國軍方的緊密聯系，建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阻止任何涉及華為、中興的并購，并要求聯邦政府調查這兩家電信企業的所謂不公平貿易行為。該委員會主席邁克·羅杰斯呼吁美國政府和私營企業不要和中興、華為做生意。

　　可以說，報告措辭的嚴厲出人意料。它雖然在法律上只有建議性質，不構成對企業的強制約束力，但其提出的具體的針對華為、中興的指控，以及所呼吁的具體措施，可能對兩家企業開拓美國市場和在美并購構成現實障礙。而在美國選舉年，這樣的嚴厲又有些在意料之中。受美國兩黨競爭及三權分立機制決定，美國國會近年來一直扮演了對華強硬、傾向于“揮動大棒”與保護主義的角色。由于該報告傾向性明顯，在公布后，不僅遭到華為反駁，也在國際輿論中受到批評，有媒體提醒中美應規避“貿易戰”的風險。

　　美國國會報告在輿論場上相對“失分”，原因之一是它并未列出確鑿的證據事實，而且有一部分是不公開的，因而難免被推斷為有對華政治立場甚至敵對情緒的考慮。今年以來，美國的很多對華舉措被解讀為選戰需要造成的反應過激，例如奧巴馬政府頻繁在貿易領域對華發難，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威脅一上任就要把中國認定為“匯率操縱國”等。英國《***》專欄作家約翰·加普批評道，報告顯示了美國國會的落后思維，認為電信網絡還是孤立的，能為國有壟斷企業所主宰，而沒有看到全球化帶來的緊密聯系的現實，整份報告讓人覺得無非是在故意尋找理由，試圖阻撓來自中國新興企業的強有力競爭。

　　但單純的說理并不足以打消美國方面的成見，尤其是報告中渲染的中國“網絡戰”威脅，以及對華為可能有中國軍方背景的強調，還很好地迎合了美國的大眾恐懼心理對國家安全的擔憂從9·11事件至今雖然有所淡化，但一直埋藏在美國人的內心深處，隨時可能被政治家召喚出來。加上可能有華為的競爭對手在背后推波助瀾，至少在短期里，報告對華為構成了棘手的麻煩。而且，其他國家內部的一些力量也可能出于政治和商業動機而效仿美國。此前澳大利亞已經以安全為由，禁止華為參與其國家寬帶網絡項目的投標。據媒體報道，新西蘭反對黨近期也要求對華為在其超高速寬帶項目中的角色展開調查，加拿大則暗示，可能出于安全考慮禁止華為參與其政府通信網絡項目。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選擇到國際市場上接受洗禮，“走出去”戰略也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鼓勵。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之后，中國企業海外拓展成績斐然，但也收獲了許多值得深刻銘記的教訓，商業上的“水土不服”是一方面，但隨著海外擴張進程的深化，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遭遇了政治因素導致的無形“天花板”。2005年中海油對美國能源企業優尼科提出收購要約，便遭到美國政治上的阻撓，導致中海油最終退出競購。這起標志性事件帶來了深遠影響。

　　事實上與其他企業相比，華為更好地適應了海外環境，更多地了解和適應美國相關機制，對政治氣氛也始終保持著敏感性。2008年華為計劃斥資22億美元收購美國網絡技術公司3Com，就是考慮到中海油美國折戟的前車之鑒，所以聯合美國知名私募公司貝恩資本共同提出收購要約，以增強成功可能性，但最終還是倒在CFIUS的審核之下。雖然此后華為在美的多項收購都因政府介入而流產，但它仍選擇溝通和釋疑，2011年2月向美國政府發表***，指責美國方面設置的障礙不公正，要求對它的業務展開調查，但10月8日公布的這份調查報告卻非常不留情面。

　　的確，對華為來說，要贏得美國方面的信任，存在著一些“硬約束”：它不是一家上市企業，而且目前為止也未明確透露出在美上市的意圖，它被指責為行事隱秘，股權結構不公開，而且其總裁任正非是軍人出身。這些“硬約束”在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但為突破美國政府設置的壁壘，在軟性機制方面，華為可以做出一些努力，而且這些努力目前看來是可圈可點的。華為在美實現了較大程度的本地化，據媒體報道目前在美員工的75%是美國人。它聘用了熟悉美國環境的公關人員來宣傳本公司立場，樹立良好形象，及時做好危機應對預案，并在美國國會等機構進行游說和勸說工作。在美國國會公布嚴厲調查報告后，第一時間反駁，而且擺出美國人“喜聞樂見”的企業家精神、自由競爭、創新等價值觀來爭取支持，這些都是成熟的應對策略。西諺有云：“在羅馬人的土地上，按羅馬人的規矩辦。”這不是一種軟弱，而是務實、聰明和自信。

　　相比而言，如果就此推斷出美國試圖打壓中國崛起，或者美國宣傳的“普世價值”是謊言，則有過度引申之嫌。這些聲音不應侵入商業領域，影響企業決策。如前所述，華為、中興遇阻的事件具有特殊時間和政治背景，而大量在美投資的中國民企仍然享受著非常自由的市場準入。要說一些美國的力量沒有借此遏制華為的考慮，也不客觀，但國家之間的博弈是多維度的，有“零和”方面也有“共贏”方面，糾結于一個維度是錯誤的也是愚蠢的。至于中國采取反制措施、報復美國的主張，則是最后不得已才要打的一張牌。華為在美國要有愈挫愈勇的準備，隨著選舉年的過去和美國經濟的好轉，轉圜的機會仍很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客座教授賈爾斯·錢斯認為，華為、中興美國受阻事件，是中國對外開放過程的一個里程碑，迫使中國企業必須增強開放度和透明性。大方向上看，這沒有錯，華為還需更多努力。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商業的歸商業，政治的歸政治”，從來都是一種理想狀態，政治因素的影響存在于所有國家。華為、中興遇挫只是一個例子，與歐盟對華軍售禁令、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禁令等一樣，都是政治疑慮給商業領域帶來的“交易費用”，這些“費用”只會逐漸減少而不可能徹底消除。“解鈴還須系鈴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中美政治大環境。對于華為等典型的中國新興全球性企業來說，路還很長，逐漸走出這些成長的煩惱，還需要更多時間與耐心。“走出去”進程需要繼續，因為中美商業上更緊密的交融，會為減少這些商業摩擦提供更好的政治基礎。